整理笔记时，又见到了1995年拜望施蛰存先生的访谈记录，密密麻麻的十几页，隐在一个本子的中间。我每每翻阅一次，总要有不同的感慨和启示。一直没有整理出来的原因是由于头绪太多（施先生说话的思绪飞扬），90岁高龄的人，能保持如此宽敞的思维力量实在让人服输。说是访谈，其实更多的是老先生自己谈。他戴着助听器，把话筒一样的小东西拿在手里，伸到我面前。他的助手提示我的嗓音要开放大，再大，我几乎是喊了。即便是这样，施先生仍沿着自己的思路走，并不太理会我提出的具体问题。后来我就埋头做记录，差不多近一个小时，几乎是施先生一个人在演讲，并且思路清晰、声音宏亮，记得那是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先生依旧穿着厚的棉布袍，瘦瘦地，但是有力地坐在椅子里，看着他的神态，恍然感觉着就是现代文化史里的一桢剪影。
施先生说的一点很值得回味，他说目前散文写作的“趣味”太浓，“一时的好恶”成就了太多文章，不是“深入浅出”，而是“浅入深出”，浅浅地感觉深深地写，“很深沉地，很长篇宏论地说一个小东西”，他说这些文章也不是不好，就是过几年就没什么意思了。今天再回首品味施先生这个观点，有如金石掷地铮铮悦耳。
简单地说，散文无外乎两种，对日常生活的感动和心灵深处的慨叹，日常生活的感动容易表面化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日常生活就是表面的东西，起居、出游、饮食、交友、读书、性情好恶，以及成长的快乐与烦恼，这些具体的活动生发的感慨进入文章是自然而然的，一些人指责说这太浮浅，我觉得这种指责不妥，有些过分，就像我们不能指责树叶绿了，枯萎了，又绿了是简单的重复一样，这种简单是不简单的，这种状态的散文不能被视为“虚假的繁荣”，它们和街道两侧的树木、花草和流动的空气一样有着大的意义。试想一下，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、道路两旁充满了根雕一类的东西将会是什么样子。
而心灵深处的感慨必须是严肃的，不能随心所欲，更不能机会主义，20多年前，一批老文化人，老作家被“解冻”之后的集束喷发，深深感动了那么多人——与他们同龄的、下一辈的、以及再下一辈的人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文章将会继续影响下去，影响并指导未蒙难的来者的生存。这种心灵状态像黄河的“凌汛”一样，有着剧烈的惊天感地的汹涌澎湃，呼哮着、震撼着、摇动着寂寞的河床，甚至有些拖泥带水也在所不辞。只有源于心灵的才能进入心灵，只有风霜之后的才能控诉风霜。
散文写作不能成为显示时代风向的稗草，东南风吹来就快慰自足，就伸出小手试图拥抱整个世界，西北风一旦莅临，又是一脸的漠然与萎顿。十年前，有一种健身器叫“呼拉圈”，很是热火了一阵子。那种自己把自己摆在中央位置，给自己寻开心的缠绕自身行为很风趣，不管对身体有无益处，先把自己弄热了再说。有时候，这种盲目地“弄热”自己也不一定是小的事情，弄大发了就祸国殃民。
还是十年前，有一个叫汪国真的人，快步来到诗坛，但是，稍候片刻，又迈着更快的步伐消逝了，连背影也没有留下。有点类似一部电影中的一个细节，某人在屋中正呆着，忽然听到一阵皮靴叩响路面的“咣咣咣”声由远而近传来，在门前停了一下，也许是抽了一只香烟，又“咣咣咣”地走了，这人打开门左望望，右望望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于是这人就怀疑了自己，刚才听到的一切是不是真实的。我现在想起十年前的这幕滑稽剧，也是由散文界目前的零星状态而感发的，我说不好谁是今天的汪国真，也不好说谁在今天的散文界玩呼拉圈。
心灵深处的慨叹应该是浑然而且自然而然的，同时也是一脉正气于胸中的，在心灵深处找有趣或找没趣，这样的作品眼前读着可能还行，过几年就显得好笑了。
毕竟，发展是硬道理。
